赵匡胤自黄袍加身后，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压力，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宋朝，都于汴京（今开封）、是为宋太祖。虽然内地割据势力得以平静，但当时与北方西夏、金等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起来，他们常与宋统治势力相抗衡。因此，宋朝政权势力范围较唐朝为小，更由于北方金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宋政权采用不抵抗的投降主义政策，节节败退，迁都临安（今杭州）后为蒙古族所摧毁，前一阶段是为北宋（960～1126），后一阶段为南宋（1127～1276）。在这320年间，国家多事，北方屡遭战争破坏，丝业逐渐衰落，南方暂时平息，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全国的主要丝绸产区。

第一节 两宋的蚕业

北宋建立以后，重新申明前代租赋的制度，其中包括种桑、毁桑的奖惩办法，“民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民伐桑枣为薪，罪之，剥桑三工（宋制四十二尺为一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为配役，从者徙三年”①《宋史》“食货志”。到至道二年（996），对逃民复业及浮客请田者“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②《宋史》“食货志”。至熙宁元年（1068），政府又劝民栽桑，规定“民种桑柘，毋得增赋。安肃、广信、顺安军，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或所宜木，因可限阂戎马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或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罪夷之补种”③《宋史》“食货志”。

北宋政府之所以如此积极发展蚕业，在于取得丝绸，一是自己挥霍和大量供应军需，二是讨好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或用做征服他们的手段。建隆三年（962）宋太祖尝谓左右日：“若契丹敢复犯边，我每以三十匹绢，购一敌人之首，其精兵不过万人，止费我三百万匹绢，此尽矣”④《宋朝事实》卷20。还有如前所述，在西北边多种桑榆可以限制北方民族长驱直入，侵略中原。但在北宋统治者的260多年间，由于契丹、西夏的侵扰，女真（金）的攻战，这些原始民族在侵战中必先砍伐围林桑柘，北方蚕柘生产基地遭到严重破坏，生产从此萎缩下去。待至北宋末，“陕西上户多弃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作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⑤《宋史》卷179“食货志”。但与此同时东南地区在中唐以后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经济文化获得较快发展。北宋时，东南已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之一，比重占70%以上，其中两浙已成为朝廷财政物资包括丝织物在内的重要供应地，所谓“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吴丝之盛，惟此一区”⑥《乾隆嘉兴府志》，当时民间蚕丝生产“茧薄山立，缫车之声，连梦相闻”⑦李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婺州（今金华）一带仅贡罗在宋初就生产达数万匹，到北宋末增加将近六倍⑧《韩淲涧日记》卷上。婺州的暗花罗、含春罗、红边贡罗，东阳的花罗，都很精巧，“皆不减东北”⑨庄绰《鸡肋编》，每匹重二十两。义乌山谷之民，大都以“织罗为生”⑩《宋会要稿》“食货”卷18之4。慈溪县“桑田之美，有以自给”[11]王石石《临川全集》“慈溪县学记”，诸暨用绵丝织成茧布，剡县（今嵊县）织的绫也很有名[12]《嘉泰会稽志》卷17“布帛”，萧山则盛产穀，台州则产绫绢多种[13]《康熙天台县志》卷14。。

四川仍保持着丝织品繁荣的传统，每年都将大量丝织品远道运输到开封供统治集团消费，为与两浙并列的另一丝织品中心。

淮南在北宋时，丝帛生产量较多的九个州，此后继续发展蚕业。乾道元年（1165）正月，都省言：“淮民复业宜先劝课农桑，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卒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14]《宋史》“食货志”上一，以致后来在当地的物产中，已有“丝帛之利”。

两湖蚕业，当张忠定令郑州崇阳县时，“诱之使种桑麻，自此……桑麻特盛鄂岳之间”[15]《攀溪笔谈》“补笔谈”。

宋室南渡，随着大批统治阶级以及富商巨室的南下，南方市场丝织物激增，他们在南方定居以后，运用其资本和势力经营丝织事业，如高宗的驸马濮凤居住浙江的桐乡经营蚕织，所产绸称濮绸，成为当时特产[16]宛委山《寄龛丙志》，而北方南来避难的劳动人民也在侨居的地方和当地人民一起参加蚕桑丝织生产，北方的先进经验在发展南方蚕业上起到作用，这样大力刺激江南丝织、蚕桑的生产，使正在迅速发展中的蚕桑事业更趋于繁荣了。

浙江的桐乡县“语溪（今崇福镇）无间塘，上下必植桑，……贫者数弓之地，小隙必栽，……蚕月无不育之家”[17]万历《崇德县志》卷21引“宋史”。绍兴是浙江丝织业最有基础的地方，奉化的蚕丝业也是很发达，桐庐“机杼罗绮多”[18]刘过《龙洲集》；建德府“谷食不足，仰给他州，惟蚕桑是务”[19]祝穆《方舆胜览》卷5，严州的军粮也是靠绢帛换取的[20]《严州续志》卷2“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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