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叫曾瑞聪，现年96岁，广东揭阳人（现广东揭西县五经富镇）。1939年广东沦陷，高中毕业在家乡教书的父亲为国家独立、民族生存而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广州）17期通讯科。1941年毕业后分配在成都部队，后调到川东师管区。1949年随部队在四川渠县起义，部队整编为第四野战军50军独立师。因母亲岳用仙是成都人，父亲起义后一直在成都生活。母亲是个勤劳能干的人。1956年，母亲在成都市幼教培训班毕业后分配在一所幼儿园当老师，后担任园长。她曾经多次被评为省、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成都市总工会在劳动文化宫还举办过母亲的先进事迹展览。父亲很支持母亲的工作，经常教育我们：“要向你们妈妈学习，工作要做出成绩。”父母做了65年的夫妻，始终相敬如宾。母亲5年前过世，时年88岁。

/ 2016年春节，曾玲利姐妹与父亲及堂妹合影。

我是老三届下乡知青。1969年2月，我和成都市十三中学60多名初、高中毕业的同学，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四川眉山盘鳌公社，一去就是7个年头。这7个年头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也是我精神空虚、物资贫乏的艰苦岁月，当时的盘鳌公社地处比较偏远的山区，离县城大约70多里，交通不方便，农作物收成也较差，每日二餐都是玉米红薯，一年分到几两菜油，全劳动力一天10工分值贰角六分钱，妇女6工分值壹角五分钱。当时，我觉得前途渺茫，情绪极度低落。父亲知道这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平时是姐姐给我写信，这是父亲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鼓励我不管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一定要坚强、勇敢地面对现实。他还写道：“有父亲在，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父亲是永远支持和爱你的。孩子，一定要勇敢地生活下去。”在这如山父爱的开导下，我走出了人生低谷，重新鼓起了生存的勇气。感谢你，亲爱的父亲！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天回镇上班，离家大约20多里，他利用休息时间在厂区荒地上种红苕、蔬菜（那时蔬菜也要凭证供应），星期天（每周休息一天）他就扛一布袋回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当时我的外婆和小姨都和我们住在一起）。他用宽厚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大家庭。

“文革”中，父亲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有过怨言，都是在积极努力地工作，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父亲。“文革”中，家被抄了，父亲受批斗。一次，我和还在上小学的妹妹给他送被子。父亲对我们说：“叫你们妈妈不要挂念我，好好把你们四姐妹带好，你们要好好学习。”我看到了父亲的坚强，在那种条件下还想到教育和培养我们。离开时，看大门的大爷对我们说：“‘老广’（因父亲是广东人）是好人，十冬腊月睡在地上，我这里有一床狗毛垫子，晚上我会给他用的。”能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帮助与父亲平时为人处事、工作态度有关，平时他就经常教导我们要真善待人、诚信做事，要坚强，要积极向上。真是好人有好报！

山区的农民是质朴的，看到我的表现不错，又是高中生，就调我到小学、中学当代课老师。在代课期间，我认真备课，认真讲课，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在我准备调走时，有学生家长来找我，说小孩听说曾老师要调走了，就不去上课了。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些学生，对她们说：“学习知识文化不仅是为自己、为父母，更是为国家民族。有了知识文化，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先进强大，民族才能兴旺发达。”

7年来，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先后离开了农村，只剩下几个未调回成都，其中就有我。1976年2月，我调到眉山县汽车运输公司工作（退休后被眉山金马汽车运输总公司聘为财务处处长至今），其间，公司抽我去协助公安局侦破案件，也做预审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到过省内外调查案件，还做过协助公安局县中队送女犯人去劳教等工作。由于工作中不怕吃苦、任劳任怨，得到了县公安局的认可和好评。

现在，党和政府为抗战老兵送来了越来越多的关爱。这对曾在抗战中做出贡献的父亲和我们这些子女都是莫大的慰藉。父亲没有给我们带来物质财富和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但他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非常可贵的。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父亲的高尚人品、良好素质的影响教育下，我们在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和妹妹考上了会计师，我也当选过县人大代表、县党代表，历年都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妹妹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姐姐也进入了国防厂工作。现在，我们的子女也都大学毕业了，有的取得了硕士学位。妹妹的女儿现正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有几天休假也会飞回来看望姥爷。平时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问姥爷好。我们广东老家的亲人和海外的亲人（父亲的两位姐姐一位在泰国，一位在马来西亚）对父亲也很尊重和敬佩，经常有人来看望他。我们也经常教育子女们要爱祖国、爱人民，努力做好工作。现在子女们在学业、事业上都有了些成就，一大家人其乐融融，相处得非常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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