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经济发展可以为人口质量提升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广东省有些城市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已经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些地方却陷入“人口质量差—经济落后—人口质量无法提升”的恶性困局中。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的排头兵，其GDP连续29年来稳居全国第一。但不容忽视的是广东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差甚远，2017年广东有14个城市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元），分别是江门（元）、阳江（元）、肇庆（元）、茂名（元）、汕头（元）、韶关（元）、湛江（元）、潮州（元）、清远（元）、揭阳（元）、云浮（元）、河源（元）、汕尾（元）、梅州（元），2017年深圳人均GDP为梅州的7.44倍。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广东的严重程度，本文尝试从人口质量视角寻找广东省21市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

一、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综述

（一）基本概念

人口质量也称人口素质，是相对抽象的概念，内涵外延十分丰富，难以统一和量化，不同的人对其界定也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质量中包含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北京大学张纯元教授在他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写道：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陈剑等(1988)在《人口素质概论》中提出“人口素质是活的人体中存在的体力和智力，同它们赖以运用并发挥出来的客观条件相适应，并把这种适应关系保持下去的一种能力。”马国泉、张品兴、高聚成(1992)认为，“人口质量是指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水平。”

关于人口素质的外延，有“三要素”与“两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观点认为，人口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教育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持有“两要素”论的学者指出，由于缺乏为大家所公认的衡量尺度，很难将“思想道德素质”纳入到人口素质评价体系中去进行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因此，“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组成。

关于人口质量的定量分析，国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尝试，利用精确指数来量化人口质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量化指数：有美国学者默里斯（Morris）于1977年提出的PQLI(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HDI指数、和ASHA(美国社会卫生组织)指数。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

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1960）从经济学视角对人口质量进行研究，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人力资本体现在人的身上，包含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技术熟练程度等。据舒尔茨测算，1927—1959年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占15%，就业人数增加的贡献占15%，而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贡献高达43%。他认为提升穷人福利水平关键性因素是人口质量和知识水平，而不是其他。经济学家罗默(Paul M.Romer)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知识积累。如果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匮乏，那么该国将很难摆脱经济低速增长的轨迹。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他对传统经济分析方法估算劳动和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所产生的“残差”，做了定量分析和解释，将模型中的“残差”解释为规模经济效用、资源配置和组织管理改善、知识应用上的延时效应以及资本和劳动力质量本身的提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丹尼森应用这套方法，测算出1927—1957年间有23%的美国经济增长归功于教育的发展。

二、数据、聚类分析与结果说明

（一）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希望谨慎寻找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尽管前人对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做出过各种模型预测，但根据现有数据想得出精确的数量关系并不现实。本文通过聚类分析观察人口质量是否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匹配，若高度匹配，再试图寻找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量化关系。关于人口质量的指标本文选取了自然增长率、死亡率、15-64岁年龄人口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关于经济发展状况指标本文选取了人均GDP、人均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克强指数包含的三个要素，即用电量、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克强指数数据容易获取且数据可靠度较高，和其他几个指标一起使用，更能描述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查找2018年广东各市统计年鉴，各市1%人口普查数据并整理如下：

文章来源：《广东蚕业》 网址: http://www.gdcyzz.cn/qikandaodu/2021/0422/11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