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礼记·乐记》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P10)这段文字,常被引用以说明音乐和情感的关系,即“音”由“心”起。如果一般的“长言之”与“嗟叹之”的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情感时,就必然需要“行于声”；若歌唱还不足以表达,就只能“干戚羽旄”用舞蹈来表现了。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P106)即为此意。但此文献并不仅仅表达了音乐和情感的关系,其同时也强调了“物”(环境)为“声”(音乐)之基础,即“物使之然也”。“音”虽由“心”起,但“心”需要“感于物而动”,后才能“行于声”。因此,如果要对音乐产生的先后关系做整体上的把握,大抵为“物使→人心→音起”的依次顺序。

“物”即环境,指形成某种精神层面上的“文化”所必须依托的地理环境。学理上看,人类的一切活动及任何一种“文化”都首先要受制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即“顺其自然”。而每一种“文化”所依托的环境都有其具体而不同的特征,或为山脉、高原；或为绿洲、平原；或为海洋、岛屿等,正是由于不同的山、河、寒、暑,才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即“特定地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正因为如此,文化地理学家们在证实某种文化的历史面貌时常把地理因素放在首位。甚至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发展、分布均受到环境的严格限制”。[3](P9)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拉塞尔·弗里德里奇(Ratzel Friedrich,1844-1904)甚至认为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4](P4)近代历史文化学奠基人之一的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也在其《艺术哲学》中认为“精神文明的产物也和植物界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5](P9)从字面上看,虽然“环境决定论”的文辞表达略有夸大地理因素绝对作用的偏颇,但其所强调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必然规律和联系,则是毫无疑问的正确。

“文化”的起源大都与其属地的大江大河有关,如“埃及文化与尼罗河；印度文化与恒河；巴比伦文化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中国文化与黄河、长江；俄罗斯文化与伏尔加河之间,都存在一种难以割断的水缘地缘关系”。[6](P283)国别间的大文化倘若如此,具体到中国戏曲音乐文化也同样如此。

从文献回顾来看,乔建中为中国音乐地理学的首倡者,其认为“以‘水’、以‘山’、以地域方位命名而体现出的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内容,恰恰为我们研究音乐―地理―人三者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描述传统音乐分布的‘地图’以至最终建立‘音乐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7](P7)从案例研究来看,李砚从音乐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了菏泽地方戏的“环境―扩散”关系；[8](P46)张斌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将梆子腔划分为四大音乐风格区；[9](P173)杨扬着重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白马藏族音乐形成、形态与文化的重要影响,[10](P140)等等。具体到广东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来看,何怡雯论述了潮州大锣鼓地理生存空间的相关问题；[11](P24)张珊珊对广东陆丰“正字戏”的起源、发展、储存与属地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2](P58)马达研究了粤剧形成与生存的地理缘由问题,[13](P168)等等。

总体来看,以乔氏的观点为基础,地理环境中天然的山脉和水系在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过程中的功能和所扮演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大抵上山脉多为隔断、分割和阻挡文化传播的屏障；而水系则多为促进、过渡和融合文化传播的通道。具体到广东戏曲音乐文化来看,“六岭”的屏障作用和“四江”的通道作用表现明显,并形成了广东省戏曲音乐的五大地理储存区,以及各自相对独立的“地—人—音”关系。

二、“六岭”的地理屏障与属地戏曲类型差别

从广东山势地理图谱上看,大抵可以分为“六岭”,即粤北、粤西北与湖南省接壤的丹霞山山脉；粤北、粤东北与江西省接壤的九连山山脉；粤西、粤西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的云开大山山脉等三座省界山脉。以及广东省内分开粤东韩江三角洲与粤中地区的莲花山山脉；分开粤中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的罗浮山山脉；分开珠江三角洲与粤西地区的云雾山山脉等三座省内市界山脉。两类山岭在属地戏曲类型的流布上都扮演了天然的屏障作用,也使山脉两侧被阻断的属地在戏曲类型上存在差别。

文章来源：《广东蚕业》 网址: http://www.gdcyzz.cn/qikandaodu/2021/0312/7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