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元获得鼎盛发展，山水画由全景、边角，到文人水墨山水，完成风格嬗变，名家辈出，画迹遗世丰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广东工山水画者在这段史迹上竟是空窗期。以广州为核心文化的岭南大地，何以空过，枉负韶华？按说，随着五代、宋、元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沟通、交流、贸易增多、交通改善、士人南迁，广东的制瓷工艺、诗词文化等都较之前有所发展，广东的绘画艺术也应该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获得相应发展，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发现这一时期广东山水画的史迹。

一、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元的鼎盛发展

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历史中，五代是一个关键时期。五代因中国的分裂，绘画的趋势亦随地而异，当时的梁、后唐、南唐、蜀、吴越等都是画家的聚集地，这些地方的山水画家之多，不可悉数。五代山水画承唐启宋，发唐所未发，成唐所未成，确立了“有笔有墨”的山水画理论(1)，笔与墨的有机结合,在表现技法和风格特征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完美开启宋代山水画全面繁荣的局面。

北宋太祖为治，左武右文，虽兵弱外侮，然文化灿烂，各门绘画至宋而尽发，山水画更是群山竞秀，万壑争流，法备而艺精，当时即获“古今第一”(2)的声誉。宋初有“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山水画三大家李成、关仝和范宽[1]43-50；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提出“山水家李成、范宽之后,郭熙为高品”[2]468；元汤垕将宋初山水画三大家中的关仝去掉，又加上董源，并认为“三家照耀古今”“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3]417三家山水三个版本，但他们在山水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代表北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在三家山水的影响下，以表现气势逼人、崇山峻岭、写真状物的北方画风一直是北宋山水画的主流精神。与宋初李成、范宽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竞相辉映的，是以董源和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平淡天真”的山水画派。董源和巨然的山水画在北宋中期以后,经米芾、沈括等文人的宣扬，从元代开始,逐渐取代荆、关、李、范等北方山水画家的地位,成为山水画坛一统天下的主要人物,更成为明清之际“南宗”的典范,论者或比作“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4]295“儒之有孔颜”[4]389。“靖康之难”，宋室南渡，绘画中心遂移临安，山水画画风大变，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大家开创了南宋山水画的新面貌，北宋大气磅礴的全景式山水画演化为独具特色的边角小景，以一种新异的空间布局法则建立了山水画面的新秩序，山水画至此又一变也。南宋精致简雅的小景描写既有对其前山水画风格、技法的继承和总结,又有对元代文人画风格的启示，为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全面繁荣开辟了道路。

元代是文人画获得绝对地位的一代，但元代绘画仍以山水画为最盛，成就也最高，其中以赵孟頫、钱选、高克恭等人和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他们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元四家强调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主张作品表现画家的“胸中逸气”，追求简淡高逸、苍茫深秀的艺术情趣，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他们的艺术成就引导了山水画的新一轮重要变革，是山水画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

明王世贞论及山水之变：“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5]91历史上，中国山水画的五次创造性发展和重大变革，其中有四次发生在五代、宋、元，同时也成就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山水画家，画史上众多经典的山水画作品就出自他们的笔下，但由于北方文化的传统惯势强大，这些画家和群体基本活动于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江南一代。相对于中国主流画坛及北方山水画轰轰烈烈的发展，岭南广大地区的绘画史却甚显寂寥。

二、五代、宋、元广东山水画的空窗期

绘画史往往是指画家及其作品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广东绘画的历史要比其他地区晚得多。[6]122-123自先秦至晚唐僖宗1000 多年间，广东工画者在史籍上一片空白，直到晚唐僖宗(862-888年)时期，画史记载有一位广东南海人张询，善画工细小笔山水，是唐末重要的山水画家。张询久居长安和蜀中（成都），曾应好友梦休禅师托付，于成都昭觉寺大慈堂后画早、午、晚景“三时山”，深得僖宗叹赏；此外史载北宋御府收藏张询的《雪峰危栈图》轴两幅，只可惜他的作品早已湮灭不可见。张询是今之所知粤地画家第一人，是唯一被官方画史和民间画史重墨记载的最早的广东籍画家。他在广东绘画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他久居长安和蜀中，至今未发现有他晚年回到家乡南海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张询只能算是广东籍的山水画家，他的作品和技艺着实于家乡南海没有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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